第四章明治维新

几个强藩藩主的想法与此类似。虽然他们怀着和德川齐昭一样的排外和民族主义情绪，但他们也相信，继续拒绝西方关于缔约和通商的建议没有意义，顽固只会招致西方对日本列岛的进攻和当时落到中国头上的那样的耻辱。1853年，井伊直弼还是彦根藩的藩主时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坚持锁国政策，无法想象世界会和平，我国会安全。”他继续说，更可取的是开国，通过贸易积聚财富，而后“加强军备，提高我国在海内外诸国心目中的军事威望”。

把自己算在主张“开国”阵营的堀田正俊，接替生病的阿部正弘成为幕府首席决策人，着手与哈里斯进行关于商约的谈判。到1858年2月（公历），双方已就商约中应包括的基本条款达成了暂时的协议。堀田正俊唯恐人们指责幕府不够注意天皇的意愿，于是向他的对手采取迂回策略，请求朝廷的“敕许”，这是个严重的失策。自17世纪早期以来就一直昏睡的朝廷，日渐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危机中发挥作用，而朝廷的嗜好就是断然排外。3月下旬，孝明天皇告诉堀田正俊，朝廷不能接受条约草案，因为“变革（德川）家康时期传下来的善法，会扰乱民心，使国家不宁”。老中堀田正俊不知该如何解决与天皇的分歧，于是辞去职务。

接替堀田正俊的是果断的井伊直弼，家族中第六位担任幕府老中的人。他一就职，汤森·哈里斯就带着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重创，已经同意和英国签订新条约的消息抵达日本。而且，哈里斯暗示，“红毛”夷将派遣军舰前来日本，强迫日本签署商约。井伊直弼确信哈里斯的恐吓会立即成为事实，于是在1858年7月29日（公历）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通常被称为《哈里斯条约》，提出了两国正式互派驻外代表，预定了将来神奈川、兵库（神户）、长崎和新潟开港，江户、大阪为开放城市，外商可以在那里筑房居住，享有治外法权，等等。此外，条约还规定日本的关税由日本与各国协商决定，并把进口税率限定在有利于外商的范围内。在随后的几周里，井伊直弼就又和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缔结了商约，每个商约都包含了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井伊直弼预料到会有人反对他的举动，尤其在他没有请求敕许的情况下就签署了新一轮的条约之后。在他的反对者还没有组织起来之前，井伊直弼无情地发难了。1858年夏，幕府强迫反对条约的德川齐昭和其他大名引退，或将他们软禁。在江户，井伊直弼肃清了赞成对反对派大名采取调和政策的下属，命令排外的朝廷贵族离职。幕府逮捕了效力于反对派大名和贵族的百余人，并处决了其中的8人。同样的命运也在等着吉田松阴。为了实现自己的“直接行动”的理想，吉田松阴计划暗杀一名幕府要员。幕府警察发现他的密谋后，逮捕了他并把他押送到江户。1859年10月，吉田松阴被斩首于江户。

1860～1864：公武合体

1860年3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水户藩和萨摩藩的年轻刺客践履了吉田松阴“采取直接行动，反对走向歧途的官吏”的教诲，井伊直弼就此为他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幕府因此受到强烈震动，开始改变方针，放弃了强硬路线，企图通过对朝廷和大藩主采取安抚的姿态来加强他们对自己的拥护。在“公武合体”（朝廷和幕府结合）的名目下，官员们安排新将军德川家茂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公主，而且德川家茂同意亲自前往京都和朝廷商讨国事。1863年春，在3000余名家臣的陪同下，德川家茂率领声势浩大的队伍进京，这是两百多年来幕府将军首度造访京都。沿东海道的朝觐之旅具有象征意义，印证了会泽正志斋、吉田松阴等人曾经说过的话：幕府再不能像德川家康、家光时期那样在政治上左右朝廷了。如果不公开借用天皇在文化上的声望和宗教上的权威，将军便不可能指望实行有效的统治。

幕府新的调和态度也促使他们向大藩主伸出橄榄枝：赦免了那些被井伊直弼处罚的人，甚至同意任命几个外样大名和德川旁支的头领作为“参与（顾问）”，后者在正常情况下原本是不能担任幕府任何职位的。像往常一样，大名们积极响应幕府的倡议，希望提倡政治统一不仅对他们自己，也对国家有利。也许态度最积极的是那些“能干”的大名，这是民间对那些在佩里来航后开展了自强活动的大名的称呼。萨摩藩的岛津齐彬被认为是比较能干的大名之一。岛津齐彬热情支持兰学，派遣家臣到长崎和江户向外国专家学习，资助西方科学和航海术著作的翻译，供藩学使用。1856年他写道：“武士的急务是协力了解国外情形，以便用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不足，增强我国军事实力，反制夷邦。”依照这些原则，岛津齐彬引进了西法，训练自己的炮兵，组建了全新的步枪队和海军军官学校。他也对西方民用技术印象深刻，学会了摄影，在城堡内安装了煤气灯。他还雄心勃勃地在领地的城堡小镇鹿儿岛的海港创办建造汽船的造船厂和生产现代大炮、步枪的冶炼所，以及制造火药、玻璃、陶瓷和农具的西式工厂。

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藩如加贺、肥前、土佐，也都实行了类似的改革，虽然规模稍小。那些藩主从他们的亲身体验出发，认为当外敌入侵之时，幕府有责任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相似的改革，以增强日本的实力和财富。1858年，加贺藩的松平春岳向幕府上书，提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建议：“从全国征募能人；削减和平时期过分的用度，改变军事体制；停止使大名穷困的参觐交代制度；做好防御准备；维持全体人民的生计；创办各种工艺学校。”松平春岳在接受邀请担任幕府“参与（顾问）”之后，开始着手实现他的议事日程上的安排。为了节省正在进行藩政改革的藩主的不必要开销，使他们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自强计划，松平春岳说服幕府放宽参觐交代的要求，允许藩主家的人质离开江户，允许多数藩主每三年只在江户住100天。

然而，也有几百名自称为“志士”的人坚决反对“公武合体”。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身日本西部的中下级武士家庭，当佩里的舰队抵达江户大门时，他们大都还是十来岁的少年或20岁刚出头的青年。“不满”把这些志士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家庭都经历了削减俸禄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剥夺。许多年轻人发现，尽管他们在藩学受过教育并满怀改善本地状况的激情，但低微的身份成为自己被委以要职的障碍，他们因此尝到了受挫的滋味。佩里的炮舰外交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把这些志士联系在一起。随着19世纪50年代西方威胁的加剧，关心祖国未来的年轻武士集中到京都和江户。在这两个充满着时代感的大都市，年轻人蜂拥到私塾和剑术学堂。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会泽正志斋和吉田松阴推广的“尊王攘夷”论，并献身于采取直接行动反对日本敌人的“天诛”。

井伊直弼和西方列强签署商约并镇压内部反对派的决定刺激了“尊王攘夷”派志士。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的氛围笼罩了他们，主要原因是他们曾经宣誓绝对忠于天皇，他们有置后果和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勇敢精神，还有对清酒、女人、午夜历险的不知餍足的沉迷。虚张声势有可能是志士们采取的战术，但他们也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而且非常认真地维护着日本文化的完整性。横滨的志士致力于攘夷，曾于1859年和1860年先后发动反对外国人的恐怖活动，杀死了几个欧洲商人和俄国海员、一个葡萄牙商人的中国佣人，还有一个荷兰船长。1861年，一个萨摩藩的极端主义分子杀死了汤森·哈里斯的秘书兼翻译亨利·修士肯，和他一起的志士则袭击了江户的英国公使馆，砍死两名使馆官员，重伤一名。

最重大的排外事件或许发生在从1862年至1863年的大约9个月内。1862年8月，四个英国平民在横滨附近游玩时，他们的坐骑误入了岛津久光的队列。岛津久光是1858年岛津齐彬死后萨摩的实际统治者。当时他正在从江户到京都的路上，打算进京促进“公武合体”的实现。岛津久光的武士卫队对他们所认为的外国人的傲慢极为愤怒，于是拔剑攻击。刹那间他们伤了两名外国人，并把商人查尔斯·理查森砍死在路上。1863年5月初，长州藩的年轻激进分子用海滨的大炮轰击穿过下关海峡前往上海的一艘美国货船。该月稍迟的时候，他们又向途经长州的荷兰和法国军舰开炮。

年轻志士也抨击那些国内仇敌，指责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大肆排除异己，制定无视君主意愿的使日本易遭外敌侵略的政策。井伊直弼是倒下去的第一人。在1862年秋到1864年秋的两年时间内，志士中的极端分子，其中许多人来自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等藩，发动了70多次暗杀行动。遭人憎恨的警官和给他们通风报信的人名列暗杀名单之首。但是，“尊王攘夷”的鼓吹者们也杀死了宣传利用“西洋艺术”的佐久间象山，甚至砍掉了矗立在京都一座寺庙门口的三尊足利将军木雕像的头颅。后面的这个举动骤看很奇怪，其实传递了显而易见的带有象征性的信息。激进分子就在1863年德川家茂要进京都之前，砍掉了日本中世以专横出名的幕府将军的塑像头，然后放在德川家茂按计划要通过的大桥桥畔。他们还在那里张贴指责幕府的布告，其中一张这样写道：“今天许多人显然更甚于这些叛贼，若他们不立即悔改，捐弃旧恶，襄助朝廷，所有忠臣义士将群起攻之。”

1863年，“尊王攘夷”派的积极分子策划了一场大胆的政变，即袭击皇宫，把天皇从占领京都的幕府军队手中解救出来，并计划让天皇担任一支义军的首领，起义反抗外国侵略者，没收日本西部德川家的所有领地。然而，就在起义者将要于8月中旬举事时，支持幕府将军的守卫部队起来反对他们，迫使其中许多人撤退到已经成为讨幕派庇护所的长州藩。第二年夏，在刚建立的长州藩军队和其他少数几个藩的“尊王”派的支持下，志士们又发动了一次袭击，结果导致了一场灾难。1864年7月19日拂晓，起义军冲进了京都，但是被聚集在宫殿周围的幕府先头部队击溃。这一被称作“蛤御门之变”（或“禁门之变”）的事件导致许多志士死亡，冲突中的大火毁坏了京都近三万所住宅。

1863年和1864年志士的过激行为，招来了幕府和西方列强的报复，萨摩藩首当其冲。1863年7月，为了替商人查尔斯·理查森报仇，英国舰队炮轰城堡小镇鹿儿港，烧毁了鹿儿港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岛津齐彬曾经满怀希望建造的西式工厂。1864年秋，共有17艘军舰的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长州藩的海防设施，并派兵登陆破坏了下关炮台的大炮，还向长州藩勒索了一大笔赔款。就在遭到这次打击前的1864年7月23日，在幕府支持者的策划下，长州藩因为鼓动激进分子袭击京都皇宫而被扣上“朝廷之敌”的罪名。幕府号召21个藩把武士组织起来去征讨长州，截至11月初，已有约15万名士兵在长州边界蓄势待发。直到长州的保守派高级官员同意正式道歉，镇压“尊王攘夷”派党徒，处死三名煽动政变的核心人物，驱逐早已逃往京都的激进派朝臣，幕府才宣布胜利，撤回军队。

1864年对“尊王攘夷”派志士及其庇护所长州藩的进攻，使“尊王攘夷”运动发生了分裂，志士们分散开来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家乡。虽然“志士”作为不理性的极端主义者有时不为人所注意，他们的暴力行为却有助于改变日本的历史进程。这些激进青年坚定的民族主义理想和对天皇的颂扬，限定了19世纪60年代能得到认可的言论的主要内容，他们也促进了君主及其朝臣的政治化。随着这些志士云集京都和其他主要城市，旧有的身份和地理的区分开始消融，在来自国内各个地方的武士中产生了大家联结在一起，怀有共同目的的新感觉。他们发动的暗杀、对外国船只的攻击和未遂的政变，促使将军反对大名，朝廷反对幕府，使“公武合体”政策最终瓦解。更重要的是，许多从1864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志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促成了范围更广的武士和大名的联盟，终于在四年后推翻了幕府。

1864～1868：最后的较量

受到长州藩投降的鼓舞，幕府的一些主要官员开始奋力争取实行改革，以增强幕府的军事实力，恢复幕府对朝廷的权威，使幕府有可能没收对江户政权不友好的大名的领地。为此，幕府向1864年抵达江户的法国公使利昂·罗休求助。罗休决心和一个他认为能够作为中央政府的屹立不倒的政权建立关系，遂于1865年同意出资在横滨兴建铁厂，在江户南部的横须贺兴建现代造船厂。到那时为止，幕府已经通过横滨进口了一万多支步枪，开始把武士部队改组为骑兵队、炮兵队和步兵队，旨在建立一支配备现代武器的职业常备军。1865年4月19日，从自强的努力中拾取了信心的幕府宣布再次征讨长州。这时的长州藩在一次内战之后，已经再次由许多“尊王攘夷”派的激进分子掌握了藩的实权。

江户的军事组织制服不了长州的新领袖，也制服不了他们的萨摩同胞。在长州藩，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其他在内战后担任要职的前“尊王攘夷”派志士之前就认为幕府无能。在萨摩藩，1864年和1865年的事件挫去了以前鼓吹“公武合体”的岛津久光的锐气。他开始越来越仰仗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其他对幕府已经忍无可忍的年青一代中下级武士的建议。1863年，伊藤博文和几位同仁曾潜行到英国，对西方的财富和力量印象深刻。萨摩和长州遭受的轰击也使每个人都见识到外国人的军事优势。萨、长二藩惊愕于幕府具有攻击性的部署，也感觉到最后的较量不可避免，于是和幕府展开竞赛，增加自身的“财富和力量”。各藩都通过长崎商人订购了数以千计的步枪和大炮。长州藩考虑向外商开放一个港口，萨摩藩则向英国订购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棉纺厂和糖厂使用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