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明治维新

正当幕府和西南藩处于战争边缘时，对外贸易引起的经济问题开始折磨日本，加剧了许多普通人对幕府政策的不信任，并最终使大众质疑幕府存在的合法性。日本开港时，世界贸易总额正在呈指数上升。西方很快看中了日本的茶叶和生丝。总的看来，1860年到1865年之间，日本的出口额是以前的4倍，进口额增长了9倍，对外贸易甚至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不断扩大的国外需求使种茶、养蚕的家庭兴旺发达，但是它也给其他许多人带来恶果。随着生丝成本的上升，京都和桐生的织工不得不提高卖给国内顾客的成品绸缎的价格，结果最后面临失业。在日本的某些地方，由于农民把稻田改种茶叶和桑树，1863年到1867年间，米价竟上涨了至少700%，城市居民发现自己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食品。

货币危机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德川统治后期，幕府按照1∶5的金银比价铸造货币，但西方货币是以1∶15的金银比价为基础。这种差异引发了1859年至1860年冬的“淘金热”。当时外国人用白银换取日本的金币，然后出口再换取数量更多的白银。为了制止金币流出，日本改铸旧币，发行货币比价符合世界标准的新币。但是，幕府的这种做法使货币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使所有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大米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在佩里来航后的几年里，其他灾殃也加重了经济问题：1854年，一场灾难性的地震袭击了江户，大约10万人丧生；1861年，西方人把霍乱带到日本港口；1866年，农作物严重歉收。

最初，日本平民对于来到他们国家的外国人既有天真的好奇，又掺杂了紧张的忧惧和民族主义的愤怒。在佩里来航之后的那一年，江户的小贩出售了大约500种不同的瓦版，总计达100多万份。“瓦版”是一种廉价粗糙的用一种有趣的方式传播当时新闻的印刷品。许多瓦版印有佩里的肖像、微型火车头和美国人赠送的其他礼物的图片、和外国人谈判的记述、远方国度的地图，还有关于欧洲、俄国、美国的风俗和生活方式的情景，以及一些想象之地如南美“巨人国”和北欧“女人国”的故事。另一些瓦版则较有敌意，把佩里描绘成佛教中的魔鬼，如某张瓦版的文章说，“老熊先生”的心里跳动着仇恨，这个邪恶的海军准将想要毁灭武士，破坏商人的生意，使农民穷困。还有一些瓦版提出赶走“外国狗”的方法，例如召唤当地神灵“以强光为武器杀死夷人”。

19世纪60年代，与西方人的到来有关的经济重压更加明显，日本平民开始把批评的矛头转向幕府。瓦版越来越多地抱怨维持生活的艰辛，因为通货膨胀和失业如此普遍。1865年，江户张贴的一张布告谴责对外贸易给人们造成了苦难，号召人们除掉没有履行自己职责、已被夷人征服的幕府将军。1866年，农作物歉收导致食品短缺，江户平民指责当局没有采取赈济措施，纵容米商囤积居奇，并发动了该城历史上的第三次骚乱。“官吏中恶人为数甚多，”其中一张布告一开始就指出，“勘定奉行及其同僚认为物价上涨无何不可。我们已了无生计，故而将攻其官署，杀其党羽，救民于水火。”骚乱的结果虽然是幕府高官毫发未损地逃脱了危机，但事情已经传开。“难知下层人民何时作乱，”一个高官写道，“但他们似已日渐不满，这着实令人惊惧。”

1866年农民起义的次数超过了德川幕府整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年。这些起义使社会更加混乱。1866年夏，在江户东北面的武藏平原，陆奥国信达地区的100多个村子里，好几万贫农、佃农、雇农起义，发泄共同的怨愤。“细察骚乱的缘由，”一位观察者说，“可知生丝、蚕纸已抽新税，利率上涨30%，物价上升，尤其是米价及其他谷物的价格。”愤怒的村民冲进征税所和剥削贫苦农民的富裕地主及放债人的家里，他们还要求降低米价，减免税收，归还典当物和抵押的土地。遭到拒绝后，暴动农民烧毁税册，哄抢仓库，洗劫富人住宅，拿走成袋的大米和桶装味噌，捣毁家具，踩踏衣服，甚至挖了他们最蔑视的那些人的家族坟地。19世纪6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为当时的艰难所迫而诉诸暴力。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迈向美好明天的一步。日本各地的暴动者都在谈论“改世”。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词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展望了一个没有不公，农户辛勤劳动、互相帮助，丰收富足的乡村社会。

在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的背景下，当1866年夏德川家茂命令几位大名出兵第二次征讨长州时，江户政府和日本西部强藩之间的紧张状态达到了顶点。在幕府批评者的眼里，幕府企图惩治像长州这样受人尊敬的藩是件鲁莽的事。他们指责说，十多年来江户政府没有适当处理“内忧外患”，幕府搞砸了外交政策，国内政策也缺乏可信度，而且现在谋取个人私利似乎胜过办理国家大事。正如岛津久光在给朝廷的上书中指出的，幕府的外交政策“广招责难与异议”。到最后，“商人及贱民均藐视律法”，甚至由幕府直接管辖的城市也发生了暴动。岛津久光继续说，民间动荡不安，预示着国家分裂的危险，证明了幕府的统治令人不满。他声称，在这样的混乱中征讨长州藩，是在冒日本“被潮涌的争端彻底摧毁”的危险，给外国列强提供可以趁机扩大特权的条件。

德川家茂把指挥作战的总部设在大阪，但事事出乎他的预想。萨摩藩拒绝出兵。1866年1月，萨摩藩和长州藩谈判后缔结秘密协议，保证假如幕府攻打其中任何一藩，另一藩必须加以援助。其他几个大名也同样无视德川家茂的出兵要求，而江户和大阪的骚动又迫使幕府抽调最靠得住的部队到那里防守。德川家茂召集军队的困难，向此前促成了“萨长同盟”的西乡隆盛预告了战争的前景。这位萨摩武士写道，将军率领远征军“不过意味着他将亲自接受报应。这场战役不会增强幕府的权威”。西乡隆盛是正确的。长州军队决意保卫家园，轻松地抵挡住了兵力不足、指挥不当的幕府军。1866年8月，德川家茂突然死去，幕府军撤回了江户。

使那些和幕府意见不一的藩感到惊恐的是，1867年秋，新任幕府将军宣布再次实施自强计划，包括改变管理方式，提高税收，利用法国的贷款和军事顾问恢复德川的军事实力。西南藩的人们开始制订计划推翻这个看来很危险的已失去控制而且抱定决心要消灭异己藩主的政权。对于和他的艺妓情人躲藏起来，从而在“蛤御门之变”后逃过一劫的长州藩的领导者木户孝允来说，这好像是“（德川）家康再生”。他认为日本“将坠入幕府和法国的罗网，除非政权尽快奉还朝廷”。京都一些讨幕派的朝臣，如有影响的岩仓具视，则公开鼓励人们起义。1867年夏他写道：“天无二日，国靡二君。除非政出一门，否则没有国家能够幸存。因此我希望我们积极行动，推翻幕府。”

许多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看法。1867年初秋，名古屋附近的平民声称写有“伊势神宫”字样的护符从天而降，这是“明天会更加美好”的预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类似的护符降落在从广岛到江户太平洋沿岸村庄和市镇居民的身上。无数人走向街头庆祝，男女交换穿上异性的奇装异服，抛开烦恼和忧虑，狂吃痛饮。他们从街道的这头舞到那头，在小巷里男欢女爱，闯进饭馆强迫客人加入节日般的肆意狂欢。到处都能听见锣鼓声、钟声、口哨声，还有纵酒狂欢者的歌唱，歌词大胆狂放。

从某种程度上说，狂舞和寻欢作乐者吵闹、淫荡的行为象征了他们对瞬息变换、不可预测的经济和已经陷入混乱的政治的绝望。不过，拥向街头的人群并不只是发泄他们的失败感，他们的歌词和小曲讽刺了幕府，嘲笑了它的政策，否认了它的合法性，有助于为它的垮台铺平道路。有首讽刺性的歌这样写道：

从西方，
长州蝴蝶飞进来；
从横滨港，
金钱涌出去。
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啊！
这样不好吗？
这样可好了！

1867年11月，在横滨西部东海道的驿站藤泽，人们挤满街道，跳舞、畅饮，闯进富人的住宅索要东西，在那里一起吃吃喝喝，寻欢作乐。根据一幅描绘这些事件的画卷，在狂欢的最后一天的黄昏时分，队伍在静默中离开集镇，手抬棺材；黑旗飞扬，其中一面旗上写着“日光山，东照大权现神社”；心灰意冷的市镇居民为德川幕府举行了虚拟的葬礼。

德川幕府的真正葬礼已经为时不远。接近1867年年底时，萨摩和长州军队的先遣队向京都挺进。1868年1月3日（公历）晨，萨摩勇士冲进皇宫，受到了岩仓具视和其他讨幕派朝臣的欢迎。当天稍迟的时候，在孝明天皇死后登基已有一年的他15岁的儿子，宣布废除将军职位，政归天皇；设立新的政府官职，由朝廷贵族、藩主和其他“才德之士”担任；答应“百事一新”，以结束人民的不幸。

“尊王”派遭到一些反抗，但是西乡隆盛把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加贺和其他一些藩的志愿者训练成一支精锐“天皇军”，把幕府军赶回江户。1868年4月，江户投降。虽然新政府赦免了幕府将军及其支持者，但东北地区零星的反抗一直持续到秋天，那里的一些藩主不信任并害怕那些来自日本西南的大权在握的新领导。直到1869年春，德川幕府的海军残部在函馆投降，“戊辰战争”才最后结束。

明治“维新”概念的形成

领导推翻德川政权的西乡隆盛、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通常并不被认为是领导世界上伟大革命之一的英雄。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鼓舞全人类的激动人心的新价值观，如19世纪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没有像20个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那样，着手推进在经济和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阶级的利益。夺权过程中的种种情况，使得1868年的革命没有出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场面。“讨幕派”打着恢复天皇统治的旗号掩护自己的行动，他们的胜利来得相对较快，恐怖行动相对不多，暴力持续时间不长。

1868年的年轻领袖们决定，不能只停留在发动一场恢复过去遗传下来的价值观，使自己祖国免于沦亡的政变上，他们还要做得更多。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日本的“内忧”对传统政府组织是否能够应对武士的贫困和士气，适应由原初工业化和农业商品化驱动的经济转型，处理社会动乱，回应知识分子的批评，为集体异议中显而易见的新的政治意识留出余地等提出了严肃的质问。始于佩里来航的“外患”，暴露了幕府组织上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破产，而且幕府屈服于外敌的签订条约的要求引起了志士的愤恨和忍受开国通商后果的城乡居民的憎恶。1868年夺取权力的人是不满日本当局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正如松平春岳和岛津齐彬的上书中指出的，他们是同情面临困难的同胞的日本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使他们变得激进，充满愤怒和怨恨，对这个世界深为不满并想改变它。

1868年，当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岩仓具视等成为政权的掌舵人时，对于将来的变化并没有一幅明确的蓝图，不过，他们对于想要航行的新方向却有个大体感觉。1867年他们集中力量对付幕府时，他们之间的几次讨论已经指明，必须成立更为灵活的管理机构，使“才德之士”发挥才干，在天皇的佑护下促进全国统一，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日本西南一些藩实施的自强计划说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工业化和对外贸易可以增强国家实力，创造国内繁荣。19世纪60年代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使许多激进分子相信，只有最激烈的行动才能产生一个稳定安宁的新世纪，因此他们抛弃了过去的哲学，尝试重整社会秩序，重建意识形态的新思想。恐惧和愤怒、渴望和期盼，不信一个曾经辉煌的国家竟落到如此可悲的境地——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使1868年的那些领导人和日本人民相信，只有富于革新精神的根本的改变，才能拨乱反正，拯救未来。

1868年1月长驱直入京都的人用古老的象征证明推翻旧秩序的正当性和他们正在考虑的革命政策的合法性。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激进分子说起要“瞒天过海”，暗指他们并不想真的把直接统治的权力归还天皇。事虽如此，但是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及其同仁对天皇的忠诚是真心诚意的。起义者所想的是使天皇回归到他的传统作用：主持国家的仪式和认可以他的名义进行统治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忠诚”向日本人民解释了起义者之所以要除掉幕府，是因为它把朝廷变成了政治上的一潭死水。“忠诚”也驱使他们尝试彻底改革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后来日本人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借用了一个很少使用的词“维新”来形容权力的夺取和1868年之后倡议的新政策。这个表意词翻译成英语是restoration，日语读音写作ishin，指迥然有异的事物：一种只有利用社会全体的能量才能实现的万事万物的更新，一个新的开端。这个词用得十分贴切，因为正如最近三个世纪里世界上任何国家所经历的一样，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的开端带给了日本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