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明治维新

官吏们想方设法使“东夷人”日本化，以便虾夷地看起来是日本本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照一项指令的说法，“把虾夷地置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原因是该岛尚未发达，夷人的衣食住条件恶劣，且不知道德。派往那里的官员可以开导、教化他们，逐渐使他们接受日本风俗，衷心归顺吾国，而不为别国笼络”。日本人对虾夷地的入侵的确具有仁慈的一面：函馆的行政长官派医生深入腹地为阿伊努人治病。但是同化的努力本质上是强制性的。为了把“文明”带到北部边界，幕府官吏废止当地的节日，责令阿伊努人参拜日本的神灵，强迫他们穿日本人的服装，力劝他们放弃吃肉的“不文明”习惯，命令男人们按照日本平民的样式刮胡子、剪头发。为了鼓励人们顺从，官员邀请合作的阿伊努人参加正式宴会，向他们赠送“同化勋章”。

为了增强势力，幕府采取了更为僵化的锁国政策。顽固的新政策始于1793年松平定信致拉克斯曼的信。该信告知俄国人，日本通常会摧毁它没有正式承认的国家的船只。不过，这位老中所述与历史事实不尽符合。因为17世纪30年代最初颁布的锁国令，只是专门针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和伊比利亚商人而已；而且，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期间，日本几乎从未袭击过进入日本水域的外国船只，相反，他们不是施展外交手腕让这些船只离开，就是护送它们到长崎，把船员遣返回国。很清楚，松平定信的用意是把传统改头换面，以支持自己把锁国规定推行到另一国家的决定，并证明使用武力的正当性。

幕府对雷扎诺夫的回应是一个新开端。1825年，在一艘英国舰只上的船员持械袭击了萨摩南部的一个小岛后，幕府发布了《无二念打拂令》（译成中文意为：“只要看到异国船只接近日本，二话不说，立即驱逐。”——译注），命令大名向任何未经许可靠近日本海岸的船只开火，监禁所有先头登陆人员。这个驱逐令几乎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1842年幕府放宽了法令（该年幕府取消《无二念打拂令》，改行《薪、水给予令》。——译注），只要外国船只立即离开，就允许对其补充给养，但还是执意向西方世界关上日本的大门。1844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写信给幕府将军说，“如今灾难正威胁着日本帝国”。他解释说，汽船的发明使世界变小，欧洲各地工商业繁荣，西方国家希望能够互相通商。他警告，“当此联系日益增多之时，任何希望保持孤立的国家都难免招致多国的敌意”。最后，威廉二世提出愿意帮助日本人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作为拓展两国关系的交换。将军的顾问们彬彬有礼却坚定如昔地拒绝了国王的建议。他们回复道，“祖宗之法”禁止建立条约关系，“祖宗之法既定，后世必须遵从”。

美国引发危机

美国人将强迫幕府改变主意。19世纪20年代，从楠塔基特、新贝德福德以及新英格兰沿海其他港口起航的美国捕鲸船开始在日本近海出没。十年后已有200多艘船在北太平洋作业。在通常长达一年或者更长的出航中，这些船只把三维治（夏威夷）群岛作为基地，但是船长们也希望能在更接近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捕鲸区的日本港口补充饮水和给养。19世纪40年代，美国对幕府的锁国政策所造成的不便，以及对停留在日本海滨的失事船只的船员所遭受的虐待越来越不满。这促使一些美国政治家提议和日本建立正式关系。

贸易的诱惑使美国人更加迫切要求签订条约。19世纪40年代美国得到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海岸线，激发了人们对扩大和亚洲通商的想象。当时美国商人早已和广东开展大宗交易，但是从东海岸港口出发的船只要穿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一段漫长艰险的航程。1849年金矿的发现使加利福尼亚的经济迅猛发展，商业界希望通过和中日两国贸易使其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横跨大陆的铁路不久竣工，旧金山将成为航运的终点，缩短了美国船只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美国的意义不仅是潜在的贸易伙伴，也是去往中国的船只停下来补充给养，给新汽船加煤的停泊港。

许多美国人不仅希望从亚洲获利，也想把他们所认为的西方文明的好处带给地球上那些他们觉得不太走运的民族。工业革命使西欧和北美国家难以想象地繁荣起来，因此那些请求和日本建立关系的商人们认为贸易是合乎道义的。因为这样一来，美国便可以与被禁锢在狭小岛屿上那么多年的生活水平低下的日本人共享新工业时代的奇迹。传教士对亚洲的看法与此相似，他们声称基督教的祝福是虔诚的西方应该馈赠给异教的东方的礼物。著名传教士和最早精通日本语的美国人之一塞缪尔·韦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段可能会使会泽正志斋心寒的话：打开日本的国门，将体现“上帝想让所有国家谛听福音的意旨。我完全相信东亚国家的锁国政策违背了上帝对这些民族的仁慈之心。他们的政府必须因敬畏或武力改变政策，人民将获得自由”。

商人和宗教领袖的这种思想深深植根于美国人关于其天定命运的观念之中。在19世纪的前数十年，当美国横扫美洲大陆时，该观念为其占有新领土的行为作辩护。推进到西海岸后，19世纪40年代许多美国人热烈地想在文化、商业、领土方面在太平洋地区独占鳌头。这些人精力充沛，满怀信心，虽然他们当中没有人听说过会泽正志斋，却持有和会泽正志斋相同的假想：美国的威力建立在优越的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制度之上。他们认为美国已经远远超过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毫不怀疑美国文化应该输出到世界各地。“商业是世界开化和基督教化的伟大动因，”加利福尼亚一家报纸的社论开宗明义地说，“完美文明的存在不能没有真正的自由原则。世界上最自由的政府是美国政府，因此它享有最高等的文明。立即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不仅将使我们从经济上得利，也是履行我们的崇高天命——把美国的自由原则推向全世界的唯一手段。商业不仅使人类开化、基督教化，也使生活富足丰裕，在自由原则的协助下，它也推广了‘自由的区域’。”

1852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派遣一支海上远征队前赴日本，并修书一封递交给日本政府，说明美国的目的。尽管狂热地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菲尔莫尔总统还是措辞谦逊，甚至有些天真。他一开始就说，他的全部希望不过是“日美两国在友谊中共存，彼此通商”。在此范围内，菲尔莫尔接着说，美国对日本有三个特殊请求：首先，如果日本能“改变古老的法律，允许两国间自由贸易”，对双方都会“极其有利”；其次，他请求日本人“和善”地对待失事船只的船员；最后，由于有许多美国船只往返于太平洋，他“希望我们的汽船和其他船只，得蒙允准在日本停留，补充煤炭、粮食和饮水”。

指挥美国使团的是骄傲、固执、冷酷的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经受过墨西哥战争考验的老兵、美国最著名的海军世家之一的后人。绰号为“老熊先生”的佩里准将，指挥海军最好的四艘军舰从罗德艾兰的新港出发，口袋里揣着菲尔莫尔总统的信和国务院让他在和日本人交涉时要有耐心并预祝一切顺利的指令。给使团的指示也提到了如何对付日本人可能出现的固执：“若所有的争论和劝说无效，海军准将未能使日方政府放宽锁国体制，或得到人道地对待我国失事般只船员的保证，他可以改变态度，毫不含糊地告诉对方，他们将遭到严惩。”.非常清楚，美国乐于发动战争，以确保日本答应美国对和平和友谊的要求。

1853年6月3日（公历7月8日），佩里率舰队抵达江户湾的入口。六天后，在大大地展示了一番舰队的威武壮观之后，“老熊先生”登陆，向几位幕府代表递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书信，还有两封他自己的把锁国政策形容为“不明智、不现实”的信。他说，因此他希望“日本政府能看到避免两国之间不友好冲突的必要性，积极响应现在满怀诚意提出的建立亲善关系的建议”。最后他说，无论如何他会立刻离开日本的水域，但是来年春天他会再来，假如有必要的话，还要和“大得多的舰队”一起来领教将军对菲尔莫尔总统的答复。

1854～1860：对外国人的让步和国内的强硬路线

佩里的来航使幕府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当时负责处理这场危机的是注重实效的阿部正弘。阿部正弘自1843年担任老中以来，一直监督日本海防的加强，完全了解日本的武备虚弱得让人悲哀。在他看来，日本除了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然而他也知道，如果幕府放弃锁国政策，责难会从许多方面倾泻到幕府首脑的身上。为了摆脱困境，阿部正弘竭力取得一致意见。他把菲尔莫尔和佩里的来信翻译成日文寄给所有大名，征求他们对于日本应该签订还是拒签条约，是“战”还是“和”的意见。大名的回复没有提供多少指导，其中少数人赞成开国，还有小部分人宣布愿意冒开战的风险坚持锁国，但是大多数人不过是在胡扯，建议幕府拒绝贸易的要求，但又劝告它要设法避免战事。

佩里说到做到，1854年2月14日（公历）再次率领舰队驶进江户湾。阿部正弘这时依然没有得到指示，他很快就和佩里进行了谈判，而后者这次率领的舰队中共有8艘当时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军舰。随着谈判的进展，佩里向日本人赠送了意在证明现代工业奇思妙想的礼物，包括莫尔斯电报机、原型四分之一大小的蒸汽火车头——它能一次载动若干人，还能笨拙地穿过约120米长的微型铁道。日本人用相扑表演招待佩里一行，美国人则报之以化装成黑人乐队的演出。最后，在1854年的3月31日，两国于神奈川（后更名为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条约首先承诺两国永保和平，然后是细节：允许美国船只在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停靠，补充给养；救援失事船只的船员；美国人可以在下田、函馆两处方圆约30公里的地区自由旅行；美国领事进驻下田。佩里满意而归了，因为他已经争取到了菲尔莫尔总统希望的大多数权益，获得了通商特权，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政策。

在江户，阿部正弘也可以因为度过了危机，避免了战争而感到安慰，但是，新一轮的风暴很快便遮天蔽地。截至1856年底，俄国、法国和英国都要求并缔结和《日美亲善条约》相似的条约。该年秋，汤森·哈里斯作为美国第一任驻日总领事抵达下田。哈里斯是个嚣张、贪杯的纽约商人，曾在中国做过生意，经商失败后积极游说，为自己谋得了在亚洲的外交职位。尽管个人运气不佳，他却坚决支持国际贸易。一到下田，哈里斯立即向日本官员摇唇鼓舌，让他们签署商约，威胁他们最好和他解决问题，别等到炮舰再次出现。

首轮签署的条约和随后流传的江户将屈服于哈里斯高压战术的谣言，引起了关于幕府政策是非曲直的激烈争论。论战的一方是排外的大名，如有影响的亲藩水户藩已退职的藩主德川齐昭。在1853年回复阿部正弘的咨询时，这位顽固的政界元老咆哮说，选择战争比屈服于外敌的要求光荣。阿部正弘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日美亲善条约》的通称）后，德川齐昭提出，这些日本的谈判代表都该自杀，条约应该重新修订，以使之更有利于日本，而且他仍然完全不相信贸易会对日本有益。“用我国的珍贵物品如金、铜、铁交换他们毫无价值的呢绒或玻璃制品等，”他写道，“有百害而无一利。”德川齐昭在内心是个民族主义者，认为日本开国不仅将使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也使领土、国家，还有经济和政治秩序都处于危险之中。

在知识分子对幕府的批评声音中，没有人比吉田松阴更强烈了。吉田松阴是长州藩年轻的低级武士，钻研过军事学。19世纪50年代初，他到长崎、江户旅行，了解自己的祖国并拜见其他学者。1854年，极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吉田松阴企图藏匿在佩里的旗舰上偷渡到美国，直接探究西方强盛的秘密，结果被发觉并移交给日本当局。回到长州后，吉田松阴获准在当地的藩学授课。在那里他把自己关于国家政策的思想灌输给几名年轻人，包括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他们后来在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吉田松阴坚决反对条约，因为它们破坏了日本国家组织的基本原则，即国体。“尊王攘夷”这个短语表达了这种思想。会泽正志斋和水户学派的其他成员早已解释过这个词。他们用“尊王”表示幕府应该感激天皇，而把“攘夷”等同于对基督教的禁止。吉田松阴对这种思想的阐释更为激进。他认为，“尊王”意味着天皇应该通过发表他对国家所面临问题的意见直接参与政事，所有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天皇；而“攘夷”则必须废除条约，把外国人驱逐出日本国土。因此，吉田松阴指控阿部正弘从两个方面来说行事不当：不仅他所签署的条约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领土完整，而且他所做出的和外国人缔约的决定篡夺了天皇的特权。为了扭转事态，吉田松阴号召动机纯良的年轻人挺身而出，采取直接行动，反对腐败的官吏。

另有一些日本人希望找出更灵活的解决危机的办法。许多知识分子向幕府和大名呈递小册子、请愿书，支持“开国”，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是日本中部的武士，曾经师从几位兰学学者，是其藩主的军事学顾问。鸦片战争后，佐久间象山尖锐地提出了让许多日本人专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一个看上去不会被蛮夷征服的文化典范和强大巨人，居然会在战争中败给像英国这样突然冒出来的小国？他回答说，原因来自文化上的自大，也就是说中国遭难是因为其领导人夸大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并因此污蔑西方科学和数学的崛起。在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佐久间象山推广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他宣称，以儒学为基础的道德依然是私人领域的可行哲学，但它没有为如何迎接西方的挑战提供切实答案。他相信，日本如果想抵抗侵略成性的蛮夷，就必须采用西洋技艺中的有用元素并和东洋的道德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