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明治维新2

国学和兰学学者并不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政治或社会起破坏作用。杉田玄白和其他探索西医奥秘的人不反对社会，相反，他们认为自己遵循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人应该为了推进同胞的福利竭尽所能地求知。关于这一点，即便把分析人类社会的《梦之代》建立在对哥白尼天文学的理解之上的山片蟠桃，也认同商人价值的政权的合法性。与这些人相似，虽然本居宣长盛赞由天皇而不是由幕府将军实行仁政，但本质上他是一位沉浸于对日本文化的起源做学术探索的学者。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由兰学和国学的最早提倡者引起的思想上的骚动，激励了新一代日本人讨论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效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诱人的外国文化的潜在危险以及益处，质疑幕府在国家中的作用——这个国家现在“忧患”如此之多，对天皇直接统治的美好回忆又诱发了对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的幻想。

对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更为直接的挑战来自千年宗教运动。备前国的神道教教士黑住宗忠在1814年的冬至那天凝视升起的红日时，和天照女神建立起“神圣的联系”，之后他就组织了所谓“新宗教”中最早的教派之一。黑住宗忠曾经得过传染性肺结核，这个病已经夺走了他父母亲的生命，但他却很快康复了。黑住宗忠相信自己受到了保佑，于是开始投身于改善病人和被蹂躏者命运的事业。新黑住教的核心教义是信仰太阳女神，认为她作为创造宇宙、化育万物的“大元灵”，不仅能赐福给人民，而且能马上为他们驱除邪恶。根据黑住宗忠的说法，只要信奉天照女神，每个人就能显露出本质中“善”的一面，创造和平与繁荣，就能治愈疾病、延年益寿、子孙满堂、收获丰硕、事业成功。

天理教也允诺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把人民从官吏无能、政权腐败和政治经济不公平造成的苦难中解救出来。1838年，自13岁结婚后就备尝艰辛、横遭虐待的农妇中山美伎，得到神谕说她被“天理王明神”附体，认为自己是“从天而降拯救人类的真‘元神’”。从一阵恍惚中回过神后，中山美伎舍弃了家庭，开始宣传神的“天理”：信仰会清除产生自私行为的“八尘”，代之以倡导无私和互助的新伦理。

失败的改革和落空的期望

当局没有遗忘19世纪早期的社会和经济混乱，19世纪三四十年代，幕府和几位大名都为此发动了改革。到1841年时已经跃居幕府首席决策人的水野忠邦，制订了一套详尽的，依靠重整道德、俭约、重农等传统做法推行改革的计划。他迅速处罚了一些有嫌疑的贪官污吏，削减政府开支，命令武士厉行节约、自我约束；并解散了某些行会，认为它们的垄断行为助长了通货膨胀。在农村，水野忠邦下令禁止商品化农业和村办工业，试图使农民专心种植庄稼。为了增加幕府的收入，他强令商人捐钱，计划征收新的农业税，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方案，企图把江户和大阪周围原本属于其他大名或将军旗本的全部可耕地收归幕府。

天保年间（1830～1844），许多藩也实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尝试形形色色：有一些藩像水野忠邦那样强调节省，道德上回归公正清廉；而另一些则闯出了新路子，创办了由领地赞助的企业，垄断了某些可以在江户和大阪市场上交易的产品，以便牟取利润，扭亏为盈。一些藩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在1838年开始改革的长州藩，当局通过减少官吏开支，赖掉大名对商人的债务，把盐、清酒、棉花等商品的专卖权出售给新成立的商人行会，使领地保持了多年的收支平衡。在平衡预算和积累财富方面，萨摩藩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却比长州藩更为成功。萨摩藩吏大胆地单方面宣布，在250年内每年以减少到5‰的利息偿还欠商人的巨额贷款，从而一举解决了该藩的债务危机。藩吏们还鼓励农民扩大蔗糖的生产，并引进新的经济作物，由农民出售给政府后，再行销到日本各地城市。

和长州、萨摩二藩相比，大多数大名的改革都不见成效。一个原因是那些推行改革的大名往往治标不治本，太多的大名依赖于传统“药方”：禁奢令、削减津贴、赖账。这些最多不过暂时解决领地的财政危机。而且，那些大胆干预政治经济以开创新垄断事业的改革者通常缺乏经验和专门知识。结果，他们的改革尝试常常助长了混乱、短缺和物价高涨，反而产生出他们原想解决的经济混乱。从幕政改革来看，水野忠邦和他们一样不成功。他的政策没有制止通货膨胀，没有永久性地减少赤字，也没有促进经济繁荣。他计划没收江户和大阪附近的大名领地，结果导致了一场直到1843年秋他下台才宣告结束的骚动。

天保改革留下了两个长期的后遗症。在大名当中，许多人开始不信任幕府。它看上去很无能，却威胁说要没收大名的财产，一味坚决地将其权威强加给他们。而大众心里普遍的“期望落空”之感表明平民开始对政府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幕府或大名能够解决遍及全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内忧”会和“外患”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为用更激进的办法解决19世纪的问题铺平了道路。

外患

俄国人自北而来。在18世纪里，俄国探险家和政府官员随着国家向东扩展而东进，占领了辽阔的西伯利亚，推进到千岛群岛，并沿着北美大陆的海岸散开，寻求皮毛、贸易和冒险。随着北太平洋沿线俄国人的增多，1799年圣彼得堡的官员特许俄美公司管理那些领土，开发那个地区的资源。截至那时为止，许多俄国人已经开始想象和日本通商会带来的巨额利润。凯瑟琳大帝委派海军上尉亚当·拉克斯曼率领海上远征队赴日本，要求建立正式的贸易关系。1792年6月，拉克斯曼抵达根室湾，但是直到次年的6月，首席老中、幕府执政松平定信才做出答复。在一封措辞率直的信里，松平定信声称，日本通常会摧毁或者扣押来自没有和它建立友好关系国家的船只，并关押其人员；不过，既然拉克斯曼“不懂日本法律”，他就宽宏大量允许俄国人回家。也许是因为这位老中想避免激烈的对峙，他做了额外的让步：批准一艘俄国船只在以后的某日进入长崎港。这就意味着以后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

由于专注于法国革命，直到1804年秋，俄国才派遣俄美公司的常务董事尼古拉·彼得维奇·雷扎诺夫进入长崎港，请求正式开始通商。幕府再次予以拒绝。官员们让雷扎诺夫等了6个月，禁止他离开船和岸上幽禁的住所。然后才告诉他，允许踏上日本领土的外国人只有中国和荷兰商人，以及受邀请的朝鲜和琉球群岛特使。照会郑重声明：“这是为保卫我国边境世代沿用之法，岂能因贵国而改变？”最后它生硬地说：“你须尽快出航回国。”雷扎诺夫又恨又怒，不过他的确北上回到西伯利亚海岸的俄国前哨。但在1806年和1807年，在他的命令下，沮丧不满的船长们屡次袭击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的日本人殖民地。在一个余烬未熄的渔村废墟，他们在一个铜盘上镌刻了警告的话：“如果日本人长期拒不同意通商的正当要求，俄国人将把日本北部夷为平地。”

“红毛”由南北进，预示着同样的可能性。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大胆闯入长崎港搜寻荷兰商人。这些商人在荷兰被迫和英国的敌人即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结为战时同盟后，被英国视为敌人。虽然他们没有发现荷船停泊，但“菲顿”号的船员绑走了荷兰官员。当长崎奉行命令“菲顿”号立即离开时，年仅19岁的“菲顿”号船长厚颜无耻地要求供应食物、淡水和其他补给，否则将用50架大炮轰击港内的日本和中国船只。长崎奉行相信这个英国人会疯狂到把他的恫吓变为现实，因此不得不为“菲顿”号提供补给，然后他就为自己未能保护长崎自杀了。

“菲顿”号轻而易举地挑衅了幕府将军的地方官员，突破了港口的防御设施，使江户的官员感到羞耻。当他们听说英国将强行要求和日本通商的传闻后就更加不安了。由于荷兰人每年向幕府提交报告书，幕府完全掌握了英国人如何控制北印度的大部，在那里种植鸦片并运销广东，交换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的情况。英国在广东的贸易迅速发展，1800年到1832年之间，英国的鸦片销售额增长了5倍。许多英国商人都赞同英国外交大臣的扩张主义政策，后者曾于1834年扬言，想知道“是否不可能和日本建立通商关系”。

中国官员试图禁止鸦片贸易，随之中英两国爆发了鸦片战争（1840～1842）。英国在战争中令人惊愕的胜利，使日本人更有理由为“红毛”的意图烦恼。结束中英战争的条约使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确立了条约口岸制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的5个口岸成为开放城市，英国人可以在那里居住和经商，而且享有治外法权，即英国人只遵守英国法律，接受英国领事裁判而不是由中国法官审判的权利。其他国家也很快和中国签订了相似的条约，每个条约都规定了最惠国待遇。由此，只要其中任何一国攫取了新的特权，所有缔约国均可享受。荷兰人关于鸦片战争结局的说明，带给江户不祥的信息：西方的工业进步导致了对贸易贪得无厌的渴望。现在看来，英国或其他强国用炮舰外交把条约口岸制度扩展到整个东亚不过是时间问题。

许多知识分子被西方对亚洲的侵略所激怒。他们写文章并向幕府上条陈，主张对外国人敬而远之。其中会泽正志斋提出了一些最热情、最有影响的论点。会泽正志斋出生于水户藩，后来成为水户学派的主要成员。19世纪早期，这个学派的学者在寻找解决不断出现的国内外危机的方法时，冲击了日本的哲学和宗教。在一系列写于19世纪20年代的政论著作中，会泽正志斋勾画出外国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威胁。在他看来，西方的力量来自精神源泉。他把基督教看作一种国家的邪教，聪明的西方领导人巧妙地利用它来赢得本民族和那些他们想拓殖的民族的归顺。会泽正志斋断言，欧洲列强“现在正竭力侵略世界上所有国家，耶稣的邪恶教条是其帮凶。在贸易或其他借口之下，他们接近各地区的人民并与之为友，暗地里则窥测谁为强国，谁为弱国。若一国守备空虚，他们就用武力夺取；倘若不能乘虚而入，他们就用（基督教）邪恶的教条把人民引入歧途，从而夺取之”。

会泽正志斋继续说，由于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弊病，日本现在已很脆弱。武士们生活在城市里，变得柔弱娇纵；商人一味耽于奢侈；商业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各阶层间的不公；幕府和藩政府的统治不负责任；人人都已迷失道德方向，几个世纪以来被险恶的外来信条，如“佛教、腐儒的思想、琐碎的成规”所腐化。他警告，这种情况十分危险，“日本现在的境地和身患绝症几乎难逃一死的病人相似，因为它缺乏强健的内部构造，易受外界影响”。

会泽正志斋脑中自有明确的对策：武士应该回到田里，改革行政机构，加强海防，把外国人逐出日本领土，然而最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应该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家本质”，即“国体”。会泽正志斋使用的这个词，和国学运动中一些学者表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他所说的“国体”，指的是在所有那些使人衰弱的外来学说输入之前，大概在古代的黄金时期就已经注入日本政治生活和谐的政教合一体。会泽正志斋认为，在本国神的庇佑下，过去的天皇举行了统治的仪式，为人民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对他们施行伦理教化。他写道，作为回报，“王国内万民一心，他们爱戴君主，难以忍受和君主分离”。会泽正志斋认为，为了恢复那种团结和由此产生的力量，幕府必须使君主重新发挥领导国家宗教仪式的作用。这样日本才能打造一个比西方优越的政教合一体，政权才会赢得全体日本人的忠诚，国家才能抵御欧洲的威胁。在其完成于1825年的力作《新论》的结语中，会泽正志斋指出，“阐明‘国体’，论述万国大势，充分了解虏情，加强国防，制定长远之计——这些是尽忠尽孝的最佳形式，回报皇祖和天神的最佳方法，幕府和大名拯救子民、永施仁政的最佳途径”。（《新论》一书由“五论”组成，即“一曰国体，论以神圣、忠孝建国，而终于达到尚武与尊重民命之说。二曰形势，论四海万国之大势。三曰虏情，论夷狄觊觎之实情。四曰守御，论富国强兵之要务。五曰长计，论化民成俗之远图”。——译注）

幕府统治机构认真地担负起了保卫日本免遭暴力入侵的责任。一些观察者认为，要有效防御俄国的侵犯，日本必须把统治权扩展到虾夷地。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兰学学者考察了北方岛屿，对这种观点作了简明概括：“我们必须和其他国家接壤，修筑要塞抵御外敌。” 紧接着拉克斯曼来访，江户派遣有1000名武士的探险队到达虾夷地。到1807年为止，幕府已经把辽阔的北方领土划归为自己的直辖领地，在港口小镇函馆建立了管理所，沿海岸驻扎了武装部队，并在俄国抢劫者恐吓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村庄后加强了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