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明治维新

1860年3月3日晨，幕府的首席决策人井伊直弼从家里出来，坐上轿子到江户城堡内离家不远的官署。一行人走到主城门樱田门外时，一群年轻武士，其中17人来自水户藩，一人来自萨摩藩，出现在飘落的雪花中。这些人恭顺地走近轿子，然后突然拔剑朝井伊直弼的卫队蜂拥而上。他们令人吃惊地杀向轿子，掀开轿门，刺中井伊直弼，并把他拖出来砍掉头颅。

暗杀者的激愤起因于他们认为井伊直弼及其前任对一系列国内危机和日益增长的国外威胁处理不当。“内忧外患”是东亚一个古老的成语，使用于国家的历史进程似乎急转直下到了一个重要分水岭的混乱时期。19世纪上半叶，“内忧”似乎遍及日本各地：武士的贫困和尚武精神的衰退；生活水准超越了“他们身份和财力”的自大商人越来越多；饥荒和物质匮乏频仍；农民起义和城市骚乱；意识形态的骚动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失败的改革。与此同时，“外患”也大举而来：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C.佩里驶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井伊直弼认为贸易有利于日本，而且日本也没有强大到可以拒绝佩里的最后通牒，因此1858年他打破传统签订了条约，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对水户和萨摩的年轻武士来说，井伊直弼是个温顺地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懦夫、卖国贼，“外夷”在日本国土的出现预示着日本传统文化的灭亡。井伊直弼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软禁他们的良师，即水户藩的前藩主，给他们的悲愤火上浇油，引发了他们实施暗杀的决定。正如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的，几乎所有卷入袭击井伊直弼事件的人都死了，不是死于战斗中的重伤，就是被俘后遭处死。然而，他们的行为标志着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井伊直弼被暗杀后的几年里，其他自称“志士”的年轻武士，也以同样激烈的暴力行为反对他们所藐视的外国人，以及容忍蛮夷存在的幕府官吏。随着反对意见席卷全国，幕府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和维护其特权的能力；而反对者及其不满情绪则犹如滚雪球般成倍增长，直到最后他们决定推翻这个统治了近两个半世纪的政权。

经济灾难和社会叛乱

在19世纪早期的金泽——加贺藩前田大名的相对繁荣的城堡小镇根据地，许多武士家庭砍掉花园里的灌木，种上可以在城里市场上出售的李子、苹果和杏子。城市里的其他武士开始创办家庭作坊，制造草鞋、雨伞、装饰性发带、灯油，还有庆祝新年用的节日用品，例如泥娃娃、纸老虎、自动玩具等，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金泽的武家转向追求商业利润，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水平在下降。金泽武士阶层经历的经济上的穷困并非独一无二。在日本各地的大多数城堡小镇，日益增多的武家从事类似的副业，或者在商人、手工业者的店铺兼差，有些地方占武家总数的70%，有些地方甚至更多。许多曾经骄傲的武士当掉刀剑和盔甲，送女儿外出当家庭佣人，甚至不惜杀婴，以免陷于贫困。

武士觉得自己变穷了多少有几分心理作用。17世纪早期，大名和将军把付给家臣的俸禄固定下来，从那以后罕有提高。由于俸禄通常是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十七八世纪大米的价格上涨时，武士在市场上卖掉俸米后的收入可能有些许增加。但这种收入，假如当时的记载精确的话，并不足以让普通的武士家庭跟上更富有的工商业者邻居的步伐，后者的收入通常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德川时期的商业革命使得许多新奇美妙的生活消费品都不难买到；但是，其中最令人想要的东西的价格却并非许多武士的荷包所能承受，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想法：武家不能再享有与他们社会中坚的身份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了。许多武士通过咒骂富商和富农发泄他们的挫败感。金泽的一个高级武士这样说：“城市平民家庭，有许多已经不再遵守关于身份的规定，花钱太多，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他继续道，那些“厚颜无耻”的商人，购买华丽的衣服，“垂涎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宅邸”，沉湎于“超越了他们身份和财力的奢侈婚筵”。

一方面是妒忌和不满，另一方面也由于将军和大名有时削减武士的俸禄，19世纪早期武士的实际收入的确是下降了。19世纪20年代，金泽的前田大名把武士的俸禄减少了10%，到19世纪30年代竟令人惊讶地减少了一半。其他藩的大名也要求他们的家臣在经济上做出牺牲，因为正如前田大名一样，他们也在努力摆脱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的泥沼。到19世纪的前几十年，大多数大名都把收入的四分之三或者更多，用来维持履行参觐交代义务的开支。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承担不断上涨的婚礼、丧葬等社会费用，并遭受幕府冷酷无情的索取：出资维修道路桥梁，以及重建屡遭火灾的城市等。这些开支使得大多数大名陷入财政赤字，由于几乎别无选择，许多大名只能大幅度削减其家臣的俸禄。

许多武士都不喜欢这种做法。金泽的一个官员悲叹：“近几年削减俸禄的政策给家臣，尤其是那些低级武士造成了苦难。许多人行为失当，拒绝遵守藩地法律。”长州藩的一名要员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多年以来，武士忍受贫困，一心只想着谋生。‘买这个，卖那个’，‘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他们的全部生活。甚至那些恪尽职守的人也降低身份做些不光彩的事情。他们一天天苟活，早晚都只吃稀饭。他们的生命在虚耗，他们的精神和举止日渐卑劣可耻。他们已经成为满嘴谎言和善于行骗的人。”

政治制度的僵化加剧了低级武士的不满。人人都说得很好听，在决定由谁担任某个职位时，“能力”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家庭在武士阶层内部所处的等级决定了武士可以担任的职位，假如有职位的话。结果，到19世纪为止，高级武士占据了大多数重要官职，在许多藩，望族累世独占关键职位。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许多来自贫苦家庭的雄心勃勃的青年感到苦恼。在藩学里，那些低级武士的儿子常常和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同学比邻而坐，他们发现高贵的出身容易使人像孔雀般骄傲，正如平常使他们像驴子般愚蠢。一些低级武士把他们的上司蔑视为优柔寡断的无能之辈，用当时的常用语来说，他们甚至当不了箭术比赛的裁判。还有一些一心想被任用，以便解决他们家庭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武士，开始呼吁任用“能人异士”，即那些不管其在武士阶层内的社会地位如何，但在政治上已经觉醒且才智过人的年轻人。

19世纪早期，城市和农村的许多平民对于权威也变得不太恭顺，尤其是在连年歉收导致了破坏性的“天保大饥馑”之后。这场饥馑从183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38年，因为时值天保年间而得名。现在无法证实那几年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人数，但日本北部的官吏报告，仅1836年就有10万人死亡，到处都有荒芜恐怖的村庄、未被安葬的尸体，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尸体被扔到井中，有妇人竟然吃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男人的日记记载，“饿殍满地，有些人宁愿用石头砸死孩子也不愿让他们饿死。抢劫、入室行窃、偷盗就是如今的秩序。浪人攻击老人和孩子，世界已经没有秩序。”

任意欺负弱者的个体暴力行为，成为饥荒造成混乱的一部分。抗议的形式揭示出大多数民众在寻求危机的解决办法时，已经带有鲜明的政治意识。首先，平民没有仅仅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自然灾害，相反，他们组织抗议行动，要求政府当局推行减轻灾难的政策。本着这样的精神，农民恳求当局暂时停止征收粮税，打开大名的储库赈济百姓，禁止谷物运往城市。在市区，饥民要求幕府或当地藩主开仓放赈，禁止哄抬物价，强迫米商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囤积居奇的全部谷物。如果官员不予理睬，示威者就会冲进大名的粮仓，劫掠米店，把稻谷扔到街上，卖给任何出价公道的人。其次，到19世纪早期，人们已经从以前的经验中认识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会给当局留下印象：先前的几次生存危机中，反抗行动迫使政府采取了赈济措施。19世纪30年代，有据可查的农民起义和城市骚乱总计约为400起，超过了整个17世纪。此外，愤怒的抗议者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使自己的力量最大化：1836年，据估计一万名示威者使三河国陷于骚乱，富士山以北则有三万饥民愤然起义。

19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叛乱由武士、前政府官吏大盐平八郎领导，他动员大阪附近的村民起义，洗劫城市。大盐平八郎的起义重申了民众对公正的普遍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惩治官吏，他们残酷地折磨人民，”他在1837年发布的檄文中说，“然后处死傲慢的大阪富商，散尽他们窖藏的金、银、铜和成包的稻米。”1837年2月19日，怀着激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希望，大盐平八郎率众袭击了官府，并烧毁了城市的部分地区。混战了两天之后，当局击溃了起义军，大盐平八郎自杀身亡，留下大阪贫民痛惜3000多个家庭，还有大约5万多石大米毁于大盐平八郎酿成的火灾之中。

19世纪的前几十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斗争，其中许多与原初工业化有关。在许多地区，因从事贸易而发迹的农户组织抗议活动，反对现任村吏及其家族通过继承制世代把持当地的官职。偶尔，这种不满会像19世纪30年代长州藩所发生的那样，甚至引发暴力的示威运动，敦促统治当局废除职位的世袭制，实行使人们可以向上升迁的新方法。另外一些集体行动则动员了许多村庄的村民。1823年，在大阪周围1007个村庄生产皮棉、榨植物油的农民和当地商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手段，抗议一项把那些商品的批发和销售权授予一批择定的大阪商人的长期性政府政策。这些生产商抱怨，这种垄断是不道德的，因为对市场的政治控制增进了一小部分特权者的利益，却威胁了许多人的生计。他们宣称：“贸易应该是无限制的。”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抗议的声浪传到了感觉到新的不安全性的官员耳中，大阪当局最后同意了自由贸易。

新论说和新宗教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过渡时期，广为传播的还有知识分子的新论说，以及新的宗教表现形式。曾有一段时间，国学学者回到了日本最古老的文本，以重新发现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质。以他们的研究为基础，国学运动的主要人物逐渐认为，“古代”代表着黄金般的过去，是能够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训示的宝库。最重要的国学学者之一，于18世纪中叶著书立说的贺茂真渊，注重研究大约编于一千年前的诗选《万叶集》。贺茂真渊崇敬那些诗歌，认为它们捕捉到了在被外来学说，例如佛教和新儒学的“诡辩”所掩盖甚至腐蚀以前形成的日本人最初本性的真髓。按照贺茂真渊的说法，把日本人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美德，如《万叶集》所揭示的，是“诚实、率直、活力、刚毅和优雅”。

继贺茂真渊之后成为国学运动领军人物的本居宣长，进一步宣示不仅日本的价值具有独特性，而且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尊奉的生活原则更值得称道。本居宣长数十年浸淫于《源氏物语》和《古事记》。从研究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古代日本人愉快地生活在天皇的统治之下。而且，他在用毕生心血凝结而成，完稿于1798年的《古事记传》中提出，天皇是在太阳女神天照和其他神道教神祇的启示之下实行统治的。对本居宣长而言，那种神圣的联系是理解值得赞赏的日本社会性质的关键。他曾经写道：“天皇的大国是威严可畏的女祖神天照大神的家，这是我国优于他国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其他国家不是天照大神的家，故而它们没有关于统治者地位的既定原则。那些国家的人们，人心邪恶，行为不羁”。

兰学学者则把他们的好奇心向外投放。1720年，幕府解除了对进口西方书籍的禁令，不过基督教方面的书除外，他们希望能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国内的农业和商品生产。因此，西方书籍的中译本，还有数量较少的数学、天文学、植物学著作的荷兰语译本开始流入日本。日本医师渐渐对解剖学和药理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受过儒学传统的熏陶。在一个政府禁止尸体解剖且关于传统草药对特定器官的疗效知识还有缺陷的时代，他们对新知识的追求，实现了人应该利用知识帮助不幸者的儒家理想。当时的一位知识分子说：“医生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人，而不是提升自我。别闲下来考虑声名，必须放弃自我，一心拯救他人。”

1771年，杉田玄白和几位好奇的同行医生学者一起观看了对一名在江户被处死的女囚的非法尸体解剖，此后他们对西医的敬仰显著增强了。杉田玄白及其同事对照了德国医生约翰·亚当·卡尔墨斯写于1722年的医书《解剖图谱》的荷兰文译本中的插图和解剖图表，对这本书的精确性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把这部解剖学杰作的荷兰语译本翻译成日语。不幸的是他们不懂荷兰语，当时也没有可以指点他们的字典或语言读本，他们只有一本论述把汉语翻译成日语的一般原则的手册。杉田玄白的小组历经艰辛，终于逐字逐句地把这本荷兰文著作翻译了出来。杉田玄白后来回忆说，“有时我们从早到晚面面相觑，一行都翻译不出”，有时“我们用一个漫长的春日苦苦思考如‘眉毛是眼睛上面的毛发’那般简单的句子”。他接着说，大约一年之后，“我们掌握的词汇渐渐增多”。1774年，杉田玄白及其同事终于将该著作全部译出，并以“解体新书”为新书名。这是日本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解体新书》的出版不仅激发了人们对西医实践的兴趣，而且刺激了供翻译者用的荷日词典和其他参考用书的出现。结果，日本学者开始更广泛地涉猎西方的文理著作，尤其是在1811年幕府成立了翻译局后，一些大名也随后赞助兰学的学术机构，组织学者翻译西方的地理、制图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和军事学著作。1815年杉田玄白回首往事时，对于每年都有新译作出现，对西方事物兴趣的传播犹如“一滴油滴在宽阔的池塘，很快扩散开来覆盖了整个池面”，感到由衷高兴。